当前位置:龙门博物馆 >> 丝绸之路文物文献展  
黄金时代的见证 —— 关于"丝绸之路"文物展

黄金时代的见证 —— 关于"丝绸之路"文物展

许晟

漫长的旅行

  一般认为,随着被驯化的负重类动物的增加,史前人类开始将很重的货物带到遥远的地方,贸易和文化交流快速增长起来。欧亚大陆之间的广袤草原提供了丰富的牧草和水源,让骆驼队能够绕开农田,避免不同族群间的冲突,并跨越常人无法想像的距离。亚洲和欧洲就这样被逐渐连接到一起。

  最迟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商代贵族已经开始使用新疆叶尔羌与和田地区的软玉了。同时,位于今天阿富汗北部的巴达克山地区的商人,也已经可以穿越高耸的帕米尔高原,再通过往来新疆地区的商队,将天青石和黑玉送到中国。同一时期,尽管离爱琴海的黄金时代还很远,迈锡尼时代的希腊人正通过不断的征战与贸易,将影响力扩展到从今天的英格兰到两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埃及进入了新王朝,将统治扩张到非洲东北部,并努力向两河流域推进;而在两河流域这个古文明的发源地,亚述帝国仍在各个敌对国家的环伺中窥探更广大的领土,第一个波斯帝国还需要六百年才能建立……那时,在那些不断变动的帝国版图的交界点,或者空白处,都从来没有缺少孤独的旅行者,在无尽的草原,荒漠,还有河流边穿行。他们可能是商人,战士,探险家,或者从未能拥有自己的帝王与史书的游牧民。正是这些最容易被遗忘的人们,将不同文明中最真切和最初的细节带到别处。

  最早有记载的中国丝绸推广者可能是周穆王。在"穆天子西征今地考"中,顾实根据"穆天子传"的记载,认为周穆王曾经在公元前963年亲自率领考察队,携带丝绸和金银器到达里海东岸。他与两河流域的帝王们仍然相隔茫茫大海,相安无事。那时,过去广袤草原上的无人区已经成为赛西亚人(Scythians)的领地,他们也许能帮助周王朝与里海对岸的国家建立联系。可以想像,周穆王携带的金银器不一定能超过当时赛西亚人最好的金银作品,双方也许还会为此争执几句,甚至可能因为一些动物形象和纹理的近似,而各自提出证据,说自己才是最早的原创者,但周穆王拿出的丝绸将毫无疑问转移所有人的话题。

  无论这次长途旅行是否真的存在,到张骞在公元前130年左右出使西域的时候,在从河西走廊到罗马之间的漫长距离里,已经再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广大土地在公元前6世纪都成为波斯居鲁士大帝的领土。大约两百年后,那里被希腊的塞琉帝国占领。公元前255年,当地的希腊后裔宣布独立,建立了张骞所说的大夏王国(巴克特里亚王国),将希腊语作为官方语言,并将自己的领土向南扩张到印度河流域。再后来,大夏又被罗马军队击败。当张骞抵达的时候,大夏已经是大月氏的从属国。

  在大月氏的帮助下,张骞进入了帕米尔高原北部的费尔干纳盆地。那里曾经是大夏王国的一部分,后来被大月氏从南方隔离开来。张骞将那里描述为富饶的"大宛",实际上,"宛"只是希腊语中"希腊人(Iaones)"的音译。大宛境内最大的城市名为"亚历山大之极(Alexandria Eschate)",意思是亚历山大皇帝到达的最东城市,或许也是张骞到达的极西之城。城市往西的道路通往安息(帕提亚)帝国,那里已经是整个波斯帝国传承的一部分。张骞并没有去安息,他可能还不知道,安息的西面有一条建于公元前475年的皇家通道,能保证直达爱琴海边的交通。而岸边的船只就通向罗马共和国。那个国家即将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在未来的两百年里打败所有对手,统治整个地中海沿岸,直逼中亚,隔着波斯与北印度的贵霜帝国,与中国两相遥望。有趣的是,中国与罗马第一次有记录的直接交往并不是来自贸易,而是公元前36年,发生在今天塔吉克斯坦境内的遭遇战。交战双方可能是罗马军团一支失散的分遣队和中国远征军的巡逻队。据记载,汉军使用的弩箭轻易穿透了罗马军队的铠甲,从而获得了战斗的胜利[注1]。

  到了公元1世纪初,生于非洲的罗马历史学家弗洛拉斯(Lucius Annaeus Florus)已经发表了他对来到罗马的"塞里斯人(Seres)"的看法,而塞里斯人很可能就是中国人,或者来自中亚的人:"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即便不是从属国,都敬畏伟大的(罗马)帝国……但想想塞里斯人的旅行距离之长,他们说自己花了四年时间到达这里。所以,他们绝不简单,他们属于另一个不同的世界。"[注2] 那时,两国对彼此的认识都是模糊的,中国所说的"大秦"虽然指向罗马,但也会被用来形容所有西边的陌生国度。无论如何,甘英对"大秦"的出访已经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而他的旅行据信也仅仅到达黑海边。这段记录赞美的是在两国直接派出使节之前,那些在漫长道路上漂洋过海的旅行者。在他们当中,一定有人受到过"长相思,勿相忘"的叮嘱。

  那时,丝绸之路已经名副其实,在历史延绵变迁的缝隙里,它串联起欧亚大陆上所有文明间的和平与繁荣。在所有的这些国家里,中国的丝绸都伴随着传奇般的故事,成为富足与荣耀的象征。在后来的许多年里,一路上的繁华大多如丝绸的残片般凋零,但人类对远方的向往从未停息。

丝绸的神话

  在桑蚕被养殖之前,最早的丝线是用野生蚕虫甚至毛虫吐出的丝线制成的。但是,野生虫茧的采集非常困难,而且很多茧在被采集的时候已经破裂了;茧表面还有矿物质的保护层,这些都让丝的长度难以保证。另外,丝的颜色也常常是杂乱的,而且难以上色。野生丝的纺织工作困难重重,考验着工匠的技术与耐心的极限。当然,最早的丝绸制品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出现的。 人类对出自精工细作的珍贵物品具有天生的喜好,这几乎成为文明得以不断前进的原因。

  这一工艺经过了漫长的发展,不仅中国,最迟在公元前400年的时候,希腊和中东地区也出现了基于"野生丝"的丝绸生产[注3]。也就是说,在最初确立丝绸贸易的优势地位之前,中国并不是唯一掌握基于"野生丝"的纺织技术的国家,中国很可能是借助蚕虫养殖技术的发现,才奠定了这一工艺的优势地位。

  在丝绸之路于公元1世纪畅通后,印度北部的丝绸生产在公元200年后的萨珊王朝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使用来自中国的蚕蛾养殖技术,并出口到周边国家。那时,丝绸之路已经存在了超过两百年,波斯等国家也开始向中国学习,得到了同样的技术。所以,后来罗马人派传教士到中国偷运蚕虫的故事很可能是编造的;传教士们只需稍加打探,就不用大费周章来到中国。在那样的情况下,萨珊王朝仍然无法参与贸易竞争,商人们更愿意充当中国丝绸出口的中间人,并从中获得巨大的利润。因此,汉代以后,中国对丝绸贸易的优势地位的保持,也不是因为垄断了蚕蛾养殖技术,而更可能是基于水力纺织车等技术的成熟,或者无可替代的工艺品质,或者仅仅出于对产量和贸易渠道的维持。

  目前普遍确认的,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丝绸制品大约产于公元前3500年,是国际上一般认可的全世界最早的丝绸制品,也是中国早期丝绸制造的证据。但是,并没有研究表明这些制品是出自养殖的蚕丝,还是采集而来的"野生丝"。而只有"养蚕取丝",也就是人工养殖蚕蛾,才代表着成熟的丝织产业的出现。关于"养蚕取丝","史记"记载是黄帝妻子嫘祖的发明,这显然只能当作传说来看待。据传说,嫘祖当时尚未婚嫁,本名王凤,她偶然间发现了蚕虫在树上结成的茧。出于好奇,她抽出一根丝,发现它柔软坚韧,适合做衣物,就开始了对蚕虫的饲养。在成为皇后以后,她就把这项技术传授给天下的子民。仔细分析这个传说就不难发现,它一开始讲述的正是人类发现"野生丝"的过程。但在传说里,王凤几乎是不假思索就完成了对蚕虫的饲养。如果一个少女能够如此轻易就发现养殖蚕虫的方法,相信丝绸制造业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会发展得非常之快了。这个故事省略了养殖技术发展的漫长过程,它更像是在这一技术高度成熟以后,后世的人们在忘记了中间过程的情况下,根据眼前的事实追溯过往而编造的。

  在中国,这项技术可能的确出现很早。巴贝尔(E.J.W.Barber)在"史前丝绸(Prehistoric Textiles)"一书中认为,家养蚕在中国的仰韶文化时期(公元前5000-3000年)就已经出现了。他的观点主要是基于更先进的丝绸生产工具的出现而进行的推测,而这些工具是否真用来加工家养蚕的丝线,仍然存在不小的疑问。根据后世的事实推断,中国最早发展出养殖技术这一点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但丝绸业最早的发展过程仍然是迷人的谜团。

  需要注意的是,一般认为,印度的丝织技术是从汉代中国传入的。但是2009年,菲利普.波尔(Phillip Ball)在"自然(Nature)"杂志发表了"重考丝绸起源(Rethinking silk's origins)"一文,提出通过对印度河流域在公元前2450至公元前2000年出现的丝绸的技术分析,确定丝线是出自当地的一种本土蚕蛾,这种蚕蛾是中国家养蚕的前身,出现在印度和中国北方,以及朝鲜半岛。有些丝线是在蚕蛾破茧后纺成的,可见并非出于养殖技术,至少不是成熟的养殖技术。另外,研究还发现了原本被认为只属于中国的缫丝技术,此技术过去被认为应该出现在养殖技术成熟以后。无论"野生丝"与否,这一发现都让印度成为世界上第二早掌握了丝绸制作技术的国家。这些丝绸已经大大早于江西出土的东周墓葬丝绸。如果没有更早的大汶口文化的丝绸,那么印度几乎可以从考古证物的角度,和中国分享丝绸创造者的荣耀。当然,中印地区的居民可能早就有了经济和技术交流,这样的交流常常在历史的线索之外,可能仅仅是一次旅行,或者逃亡。比较"谁更早"这件事情只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挖掘游戏,无数的新发现需要我们永远对真相保持谦卑心。而印度既然在如此早的时间就拥有了先进的丝绸技术,为何在萨珊王朝之前的漫长时间里几乎悄无声息,这也是值得讨论的。

  最早出口海外的中国丝绸可能到达了公元前1070年左右的古埃及[注4]。那时的埃及还无法生产丝绸,所以很可能是通过波斯从中国进口的。尽管对标本的检测能确切证明,木乃伊的确身穿当时的丝绸,但仍没有证实那是来自养殖蚕的丝,还是"野生丝"。前者几乎能直接证明中国与古埃及最早的贸易联系;而若是"野生丝"制品,则也可能产自印度河流域,甚至地中海或者中东地区。

  至少,这次发现说明了丝绸贸易出现的时间是很早的,中国生产的丝绸一定也会参与其中,不然就很难拥有后来的贸易优势地位。可是,中国究竟是如何发展出蚕虫养殖技术的?第一个带着中国丝绸出境的商人究竟属于哪个时代?他带去的是"野生丝"制品,还是已经成熟的家养蚕丝制品?他换回了哪些东西?他们是否还遇到了来自印度河畔的丝绸商人的竞争?第一个拥有中国丝绸制品的地中海贵族是希腊人还是罗马人?越是考据,就有越多的疑问出现。

  我们面前只有一个汉代以来的繁华图景,但这个图景中最关键的丝绸,却不愿轻易揭示自己更早的秘密。为了搪塞迫不及待的听众,就有了浪漫的传说;而历史往往都只能从浪漫的传说开始。于是,我们宁愿相信,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个春天的黄昏,年轻貌美的嫘祖正带着黄帝参观她精心编织的藤筐,里面的蚕宝宝又一次吐出白色或黄色的丝线,把自己包裹起来。那一刻,她转过身,对一旁的丈夫说出了自己的预言:它将帮助子孙们为自己的家园缔造伟大的黄金时代,让他们的荣耀传播到最远最远的世界尽头。

文明的交汇 [注5]

  公元614年,隋炀帝杨广接受了婴阳王的请降,结束了对高丽的战争。隋王朝的统治在不断的征战中接近尾声;但南北朝以后,作为刚刚融入了众多新的民族团体的帝国,中国的统一局面得到了稳固,预示着唐宋大繁荣的开始。同年,穆罕默德已经在阿拉伯半岛以先知的身份出现,宣讲伊斯兰教义,引领了伊斯兰文明在阿拉伯半岛的崛起。在公元600年后的欧亚大陆,民族间的融合早已变得纷繁复杂;和当时的中国人一样,阿拉伯人也是由不同人种和民族的人构成的,不同宗教背景和历史渊源的成员在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的标示下统一起来,再以宗族为基本单位结合到一起。四大哈里发随后开创了辉煌的阿拉伯帝国时代。

  当时,中国的旅行者再也不会前往罗马,欧洲在约两百年前就已进入黑暗时代。整个希腊罗马文明已经随着人口的迁徙被整体转移;跟随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帝国,东牵到小亚细亚半岛,并在那里与其它文明交融发展。在唐太宗统治的24年里(公元626-649),中国开始展现空前的强大与繁荣,疆域向西扩张至阿尔泰山和中亚地区;同时期,奥马尔一世的穆斯林军队先后占领了大马士革,耶路撒冷,两河流域大部,北非东部,以及巴勒斯坦和埃及。在公元600年以后,随着唐帝国的强盛,阿拉伯帝国的兴起,以及拜占庭帝国的繁荣,和平统一且生机勃勃的环境促进了远程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极大发展。

  据记载,穆罕默德自己就是一个商人,而伊斯兰教义是非常鼓励经商的。《古兰经》确定了投资的重要性,并规定了平等的契约责任,这实际上以更接近法理社会的观念,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与完善。不仅如此,穆罕默德还确立了契约经营的条款,并将汇票,信贷制度,保险,银行等金融制度系统化了[注6]。当然,这些并不都是他的发明,苏美尔人和萨珊人在伊斯兰教出现前已经在使用银行,汇票,还有支票[注7]。在中东,印度,和中国,非常先进的会计技术也已经出现[注8]。它们暗示了当时国际贸易的发达程度,而这一系列金融技术在很长时间里都被认为是意大利人在11世纪的发明。

  不仅如此,穆斯林的哲学家还提出了"人是自由和理性的代表"这一思想,这直接影响了欧洲后来的宗教改革和人文主义理念。在吸收并发展拜占庭帝国的希腊遗产后,穆斯林科学家确立了科学基于实验的思想。这一思想过去被认为是欧洲人培根(Roger Bacon)在13世纪的发明,但"在(罗杰).培根的时代,欧洲人实际上在推广阿拉伯人的(科学)实证方法。"[注9] 因此,即便对伊斯兰文明在数学,天文,医疗等方面无比巨大的贡献视而不见,伊斯兰国家也绝不是后世一些学者所形容的落后,暴虐,幽闭,甚至邪恶的国度;相反,它们的出现保证了欧亚大陆的统一与稳定,并以极低的关税和各种优惠的对外政策,促进了以丝绸之路为代表的对外交往,将先进的思想和技术传播到各处;同时以中间人的身份,将中国的先进技术传播到拜占庭帝国和更远的地方。

  同时代的中国也扮演着思想先驱者的角色,并在许多方面直接促成了欧洲17世纪的"启蒙运动"。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实际上来自儒家"无为而治"的思想,"自由放任"这一概念就是对"无为"一词的直接翻译。在那个时候,中国除了文化艺术的高度发达之外,在航海,军事,农业,税收,印刷,商品经济等方面都取得了革命性的进展。最需要注意的是,罗伯特.哈特威尔(Robert Hartwell)发表了"十一世纪中国钢铁工业的市场,技术,及企业结构"一文,其中论证了中国宋代钢铁革命的存在。他提供了详细的分析数据,其中在宋神宗熙宁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078年,中国的铁产量达到12.5万吨;而英国在1788年,也就是工业革命开始约20年之后,铁产量也只有7.6万吨。1080年,中国的铁与稻米的价格比率是177:100,说明铁的价格非常低。那时中国已经在使用煤炭,而英国直到工业革命后才开始使用[注10]。宋代奠定的钢铁技术优势一直保持到鸦片战争后:英国在1852年发明了"转炉炼钢法",这一重要技术直接来自对到访的中国炼钢技师的学习[注11]。这些情形揭示了中国古代工业发展的冰山一角,如果回想英国的圈地运动,就不难理解钢铁工业所需要的大量基础设施,技术,以及人力保障。它足以提示人们重新想像宋代中国的基本面貌,那里绝不仅仅有山水花鸟而已。

  实际上,在13世纪以前,欧亚大陆上的国家已经发展出高度的文明,它们通过对外贸易,而不是战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在更深的程度上相互依赖。各种贸易情况和数据表明,从公元600年开始,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人,非洲人,爪哇人,印度人,以及中国人,已经创立了由陆地与海上交通所构成的全球化经济模式。丝绸之路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商旅通道,沿线文明都在将自己的繁荣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并奠定近现代文明的一切基础。丝绸之路所见证的是整个人类的一个黄金时代。

  在同一时期,直到公元751年加洛林王朝建立,以及8,9世纪意大利城邦国家的出现,欧洲才以极落后的身份和无足轻重的规模加入到全球化的网络。威尼斯的崛起就是这一情况的最真实写照。在13世纪后,埃及控制了意大利城邦通往亚洲的海上航线,并由此控制着欧洲的贸易规则。直到这个时候,欧洲与外界的联系仍然是非常稀少的。威尼斯在14世纪与苏丹签订了条约,在中东穆斯林制定的贸易规则下,才得以借助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与东方的国家进行贸易。威尼斯唯一能够获利的对外交流方式,就是依靠埃及的贸易地位,进入一个由东方国家所主宰的世界体系。威尼斯一座城市帮助了整个欧洲的经济复苏,因为"欧洲贸易只是由于东方商品经过意大利传入欧洲才最终成为可能"[注12],威尼斯也由此成为当时欧洲最重要和最繁华的城市。不仅如此,丝绸之路上所传递的思想,制度,以及各种科学技术,也通过威尼斯进入欧洲,"这些资源组合使得各种'意大利人'的经济和航海革命成为可能,他们本来没有理由以此而闻名。"[注13] 这些资源也是帮助意大利在14世纪开始文艺复兴的关键因素。对于欧洲的落后情况,卡罗.奇波拉(Carlo Cipolla)曾说:"虽然地理知识在公元700年至1000年间不断提高……但阿拉伯的地理学家对欧洲不感兴趣,不是因为存在一种敌视的态度,而是因为那时的欧洲没有能够提供任何产生兴趣的地方。"[注14]

  当然,要在一篇短文中完整描绘13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图景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发现过去的历史并不是为了某种虚无的优越感。必须正视的事实在于,欧洲在13世纪以后的发展,是完全以后来者的身份,依赖着一个东方国家所构建的成熟文明网络。丝绸之路上的历史提示我们,世界文明总是在一种相互依赖的体系中共同存在的,这种共存的深刻性超出了一般社会学或政治学的字面意义。可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学者常常根据近百年来中国衰落和西方崛起的事实,去相信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认为西方具有一系列天然的先进性,例如理性,自由,进步,工业化等等;这些特性让西方以一种英雄神话般的方式,独立发展出一套先进的思想,科技,以及经济体系,完成了从希腊文明到文艺复兴再到工业革命的进步。而东方则具有天然的落后性,例如专制,非理性,停滞,农业化等等;这些特性可以让"东方"的落后成为一种"必然",一切或大或小的成就都被忽视,甚至故意抹杀,让它们仅仅成为"必然结果"之前的无足轻重的过程。如果这样的逻辑成立,那么一位身处12世纪的穆斯林或者中国学者,完全可以根据当时的事实,将所有这些"天然特性"在东西方之间对调,并给出无比充分的证据,但这是没有意义的。每个文明的发展都有各自的起伏,如同四季变迁般自然;没有人可以根据眼前的短暂经验,去随意总结延绵数千年的故事。

  更重要的是,"东方"与"西方"这对概念是在17世纪的"启蒙运动"之后,欧洲学者在塑造欧洲身份的时候提出的。它生硬地把世界分成了两半,由此可以更加方便地总结各自的优劣,并塑造一个"西方"从希腊时代就开始崛起的神话,把"东方"变成一个与之反衬的"它者"。但17世纪之前,丝绸之路已经延绵畅通超过一千五百年,那里从没有"东方"与"西方",只有罗盘所指的方向,无数的高山,河流,草原,海洋所构成的风景,以及人在其中的足迹。如果"理性"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元素,那么它绝不意味着用概念去掩埋这个世界,而是看到它原本所是的样子。

美的碎片

  丝绸之路沿线的美学变迁无疑是艺术领域最为庞大而纷繁的过程。古代技艺的传承是缓慢的,每一次风格的变化都与或大或小的时代变迁相连;而艺术的相互影响和文明的最初交流一样久远。对这条道路上的任何一件古代器物穷其究竟,都可能牵扯出道路另一头的漫长故事;如果继续追溯,又多半能回到路的这一头,然后迷失在时空流转的迷宫中。即便如此,中国的艺术仍然是世界上延续最久的传统之一。这次展览呈现的就是这个传统的一部分。不难看出,从石器时代开始,中国艺术在整体上从未经历任何传承的断代,保持着高度的连续性,并在不断吸收外来影响的过程中逐渐显现自身的内在取向。

  最早的外来影响当然是无法考证的,原始时代的不同艺术常常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这可以被理解为人类早期认识世界的方法是相似的。从普遍的程度来说,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和汉阳陵的裸体俑代表着中国第一次确切的写实风潮。那时,中国已经和中亚及北印度有了长期的交往,而那些地方也已经广泛地受到了亚历山大东征以来的希腊艺术的影响,所以这次风潮也许与此有关。另一方面,即便这次风潮真的与希腊有关,也更像是经过了战国以来的长期影响,因为那些雕塑显现出工匠对写实技术的专研和积累,成熟程度绝非短期所能达到。例如,人物形象显然不是照搬某种写实样式,而是根据中国北方人物的不同面部特征制作的,这意味着工匠不仅熟知中国的人物特点,而且需要对解剖原理运用自如。即便已经达到如此水准,汉人似乎仍不愿意接受高度的写实,更愿意为某种"神韵"牺牲造型的"逼真"。这使得裸体俑成为目前汉代雕塑的孤例,在其它艺术形式上也未见产生确实的影响。在洛阳地区大量出土的东汉女俑也许是一种折衷的代表。如果去掉表面的彩绘,这些俑头的五官是极其接近的,几乎只有手工的误差而已。它们仍然体现出对面部结构的高度认识,但又将五官尽量平面化和样式化,以固定标准取代了写实;并以一种含蓄的气质融入线条化的身体。这样的造型无法让人想起具体的人物,却时刻提醒着"北方有佳人"的思绪。也许考古还会有新的发现,但就目前来看,写实艺术在汉代没有被大量推广,线条与结构化的造型才是汉代艺术的主线。魏晋时代的绘画更加认可了这一点,使其定型为一种"中国化"的美学传统。

  这种取舍的过程不同于希腊艺术对写实的一贯崇尚,而更接近埃及艺术的发展历程。著名的尼菲迪迪胸像证明了古埃及在公元前14世纪已经具备惊人的写实能力,但这件作品的出现却与古埃及前后的作品格格不入。它与新王朝对写实艺术的推崇有关。埃及艺术随后又自觉地回到了平面化与结构化,直到被罗马帝国占领后,随着希腊化艺术的推广,才似乎不情愿地再次显露写实的能力,并保留了带有平面风格的"大眼睛"作为自己的标志。

  "逼真"具有永恒的吸引力,但即便具备了技术的可行性,它仍然不是艺术的必然选择。虽然任何美学的源头都难以推测,选择的过程却体现出汉人对自身美学气质的自觉认知,并折射出背后的思想体系。"线条"只是一条线索,抽象的气质通过那个时代的各种美术品体现出来,形成一种总体印象。然而,我们却很难去归纳这种印象,因为一旦进入对个案的分析,我们就会再次发现其中的复杂程度。即便是同一件艺术品,也可以同时显现"朴实"与"华美","严谨"与"浪漫"。实际上,对这些形容词的选择最终体现的是观者本人的思想,就像对不同美术风格的选择体现着那个时代的精神一样。实际上,从汉以前的远古开始,中国艺术就一直在开放的姿态下,在不断的选择中塑造了自己。

  随着佛教的传播,犍陀罗艺术从佛教造像的层面把希腊化的艺术再次引入中国,并以更加印度化的方式强调肉体的美感。云岗石窟就体现了它与中国化的艺术之间的碰撞。在汉魏所确立的中国化的审美基础上,写实与线条之美相融合,最终让唐代中国的艺术到达空前的高度。以这次展出的盛唐时代的天王为例,在高度成熟的写实技术的保证下,形体被适度的夸张,以便在各个角度都拥有自下而上的流畅线条感,平面与塑形,真实与抽象都被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件作品是作为随葬品被创作的,它连观众都不需要,只为另一个世界的永生而存在。这一悖论也正是它们的美感如此真切可信的原因。我们并不了解死后的世界,但这些遥远的存在确实到达了我们今天所在的世界。

  在公元600年以后,中国艺术家已经可以了解到欧亚大陆上一切重要的艺术创造,他们以独特的方式将各种资源组合在一起,创造出只属于中国的艺术。在展出的作品里,我们几乎能看见来自伊斯兰的华美,拜占庭的秀丽,以及印度河流域的生动;但它们再现的是唐王朝的繁华气度,并成为中国美学的里程碑。这与当时中国的整体情形以及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融是相互映照的。

  唐以后,由知识精英所主导的文人绘画兴起并成为中国艺术的主流。宋代的佛教雕塑反而更加倾向于写实,技术也愈加成熟,梁思成将其描述为一种"洛可可式"的优雅精工[注15],也许那种"中国式"的抽象美感更多进入了与文人艺术有关的领域。工匠的名字逐渐被遗忘,无法享有米开朗基罗那样的盛名,但他们同样勾勒出了无尽的华美图景。

  也许很多考古工作者都有过无意间损坏文物的经历,尤其在处理高古时期的彩绘,或者火还原程度不够高的陶俑的时候。那些原本就面目模糊的形象或图案,几乎可以在一瞬间就重新化为尘土。它们的脆弱让自己与最原初的材质保持着无比亲密的关系。在重见天日的时候,它们就已经不是一件器物,而只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在材质上留下的痕迹,随时可以消散。实际上,当那些不那么容易损坏的器物,比如瓷器,也被如此看待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在欣赏一件器物,而是在与古人进行跨越时空的交流。

  我们越是了解丝绸之路的广袤图景,就越是感到这种交流的匮乏。我们期待着每一次发现,期待在每一件艺术品身上看到更多的信息,但永远有更多的空白需要用想像力去填补。"美"是另一种远方,它一直飘荡在丝绸之路上空,直到今天。我们所能看到或书写的永远只是一点碎片而已。

注1: R. Ernest Dupuy and Trevor N. Dupuy, The Harper Encyclopedia of Military History from 3500 B.C. to the Present, Fourth Edition,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3, p.133

注2: 译自Henry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Asian Educational Services, 2005, p.18

注3: Gisela M. A. Richter, "Silk in Greece",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 33, No. 1. (Jan.-Mar., 1929), p.27-33

注4: 据考古报告,G. Lubec, J. Holaubek, C. Feldl, B. Lubec, E. Strouhal, "Use of Silk In Ancient Egypt", http://www.silk-road.com/artl/egyptsilk.shtml

注5: 这一章节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约翰.霍布森(John M. Hobson)所著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sation)"一书的启发。

注6: Janet L.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16

注7: S. D. Goitein, A Mediterranean Society, Chapter 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197-199

注8: Janet L.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24

注9: 译自对Robert Briffault的援引:Ziauddin Ahmad, Muslim Contribution to Science, Lahore: Kazi Publications, 1986, p.117

注10: Robert Hartwell, "Markets, Technology, and the Structure of Enter-pri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Chinese Iron and Steel Indus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6 (1966), p.29-58

注11: Robert K. G Temple, The Genius of China, Simon & Schuster, 1986, p.49

注12: 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p.106

注13: 同上, p.107

注14: 同上, p.89

注15: 梁思成,"佛像的历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